有一種并不罕見的觀點認為，法教義學其實就是法解釋學。言下之意是沒必要在早已有“法解釋學”這個概念的情況下，再引入“法教義學”的稱謂。甚至有法教義學者也認為，Rechtsdogmatik是翻譯為法教義學還是法釋義學并沒有什么關系。應當承認，只要真正了解了一個詞的含義，譯法并不是關鍵。但是，俗話說“循名責實”，一個恰當的譯法至少從表面上就可以揭示出最核心的意思。筆者之所以不贊成“法解釋學（法釋義學）”的表述，就是因為它無法充分表達出法教義學的應有之義。

正如前所述，法教義學具有雙重含義。一方面，作為知識的法教義學顯然不等同于法解釋學。法解釋學主要涉及法律解釋的方法及其關系，它最早可追溯到薩維尼（Savigny）的法律解釋四要素說。在我國學界，梁慧星教授的《民法解釋學》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）可能是此方面最早的專著。另外，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楊仁壽的《法學方法論》和德國學者拉倫茨（Larenz）的《法學方法論》中的相關章節在法解釋學領域的影響都比較大。無論如何，法解釋學都屬于法律適用方法（法學方法論）的一部分，而非某一領域的實體知識或法律學說的整體。另一方面，法解釋學（法釋義學）也不能完全表達出法教義學的方法特征。在作業方式上，法教義學的工作不限于法律解釋。除刑法領域外，法教義學的工作除了狹義上的解釋外，通常還包括法的續造，即漏洞填補、法律修正、規范沖突的解決等。這些活動與法律解釋并不相同，除非在十分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“法律解釋”。即便如此，對于法教義學來說或許更為重要的是“概念-類型”的建構和體系構造，也無法由法解釋學所涵蓋。即便退一萬步，認為法教義學的核心工作等同于法律解釋，“法解釋學（法釋義學）”之稱謂也體現不出法教義學的思維特征，即表達出受實在法和學說之權威拘束這種思維形式。而這恰恰是法教義學不同于其他研究進路（如社科法學）的最為關鍵的一點。所以，法解釋學的確與（作為方法的）法教義學密切關聯，但它只是法教義學的一部分，更無法表達出法教義學的核心旨趣。